二、写作题(40分)

1.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包括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即农村中的村民自治和城市中的居民自治。其中，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按照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在选举过程中，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和无记名参加投票选举，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做到公正、公开、公平;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关键，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遵循一定的程序集体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根本，实践中，广大村民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召开会议、制定规约章程、开展议事协商、网上论坛等方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从而达到自治的目的。目前，全国90%以上的村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立了民主理财、财务审计、村务管理等制度;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保证，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干部、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等制度和形式，监督村民委员会工作情况和村干部行为。

2.2006年，S省新津县主要领导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发现，新津县农村在村务公开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少村民反映：许多村委会在“公开”上是有选择的，农民迫切想了解和知道的却没有公开;村务公开渠道不畅、形式单一;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无法保障。为此，新津县政府开播了“阳光政务服务热线”。2010年，文井乡玉龙村外出务工多年的王学清回到家中，家里人告诉他一件事：2007年乡里安置库区移民，有移民生产安置补偿费，但拿到第一期补偿款后就没了音讯。听了这话的王学清不禁想起了他外出务工前的事儿：那是2004年村级组织换届的时候，六组干部李某在负责沟渠修整工程时没有按规定召开群众大会，私下承包给了关系户，加之财务不公开、村务不透明，王学清联络了一些村民到乡政府反映，换届后李某没有被选上，从此与王学清结了怨。王学清不由怀疑这次生产安置费分配有猫腻。于是王学清给”阳光政务服务热线”打电话，要求点题公开玉龙村库区移民生产安置费使用情况。几天后，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王学清的家里，就他点题公开的内容进行了回复。事实上，第二期补偿款早在2008年1月就已经发到库区移民手中，是家人因时间长淡忘了，经查找，在自家抽屉里找到了六组当年发放第二期补偿款的详细财务清单。

3.2003年D省河津市下化乡有290多户人家的老窖头村发生了一件大事：4月17日上午10时，老窖头村召开村委会换届选举大会，选票上主任候选人2名，分别为史明泽、王玉峰，差额1名。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两位主任候选人在竞相向全村群众发出的多份承诺书中，王玉峰承诺当选后给全村每人发钱金额由最初的360元增加到1800元，史明泽承诺当选后给全村每人发钱金额由最初的200元增加到每人1500元。选举中，和王玉峰是本家的王姓选民大多数把票投给了王玉峰，考虑到选完后就能直接拿到1800元钱的选民也把票投给了王玉峰。经选举，王玉峰获得470票过半数当选村委会主任。下午5时，王玉峰按每人1800元的承诺给群众发钱，共发放现金总额194.22万元。当选的两位副主任也按事先承诺共向村民发放现金总额29.4万元。8月21日《人民日报》“监督与思考”栏目登载了《230万巨款“买”村官》一文。最终，这场“贿选”闹剧以16人受到法纪处理而告终。

东营村隶属Z市新华区杜北乡，从2003年2月起，乡党委和政府与村民双方分别组织了数次村“两委”换届选举，但每次的选举结果都不被对方承认。2004年11月21日，不支持当时村党支部的1000多名村民，联名给中央和省领导写信称，杜北乡党委违背党章等有关规定，不召开党员大会，不进行“两推一选”，剥夺了广大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违背东营村大多数村民的意愿，暗箱操作，强行指定不被村民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破坏、阻挠东营村依法定程序进行的东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这场拉锯战导致全村党员一年多没有正式的村党支部书记，全体村民两年多没有可以行使职权的村委会。

4.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民主在推进过程中，决策和管理等环节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广大基层群众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依法行政过程中，也注意吸取群众意见，在制定或出台有关群众利益的决策和决定时，能够做到尊重群众的意愿。但决策和管理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瞻榆镇位于J省通榆县西部，辖22个行政村、3个街道办事处、5个居民委员会。村务公开实施前，接待村民上访是镇里天天都要遇到的事，村民对一些村委会和村干部办事不公开、不透明意见很大，许多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根本不知情，干群关系紧张，居民纠纷不断，矛盾日益突出。针对这些问题，从1999年起，按照通榆县的总体要求，瞻榆镇在各行政村、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全面推行了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

5.2005年以来，S省新都区打破了“官评官”的惯例，先后制定并下发了民主测评区级党政班子及其成员、乡镇党政班子及其成员、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社区居委会)主任的“民评官”四个实施办法，把对基层干部的民主测评作为一年一度的惯例加以推行，建立起了民主监督领导干部的长效机制。现在，不管是区管干部还是乡镇干部、村干部，每年都必须就自己的履职尽责情况向群众述职，接受群众的民主测评，为保证民主测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新都区还制定了一套完备的民主测评办法，并在测评前增加了民意调查环节。

6.中新网记者梳理近年查办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现，村官腐败已经从吃吃喝喝、多吃多占演变为多种形式：权钱交易、索贿受贿，侵占惠农补贴，私分、贪污集体土地补偿款，项目实施中少做多报，挪用集体资金，大量虚报招待费、差旅费等等。日前，某市雁塔区丈八街道东滩社区主任于某的“腐败清单”被曝光，清单内容包括向开发商索要好处费5000万元、牟取土地开发巨额利益等，涉案金额共计1.2亿元，暴露出来的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腐败者都位高权重，只要手中有权，只要缺乏监管和对权力的制约，别管这权力是大是小，一样有任性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城镇化步伐加快的这些年，不少村官不仅手握实权，而且拥有难以想象的资源和能量，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跟一些企业或承包商相互勾结、私相授受，在征地拆迁、道路建设、水电网改造等惠民工程领域耍阴谋、玩诡计，把很多本该装进农村群众口袋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致使“小官大贪”。村官虽小，但涉及基层政权稳固，更事关基层群众切身利益，切莫因“官小”而不治。

7.2010年上半年，M镇镇政府派出3个调研组利用一个月时间对辖区内28个行政村民主决策情况开展调研，调研中发现了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在涉及村级经济发展规划、村级财务预决算、村内兴办公益事业、重点项目和村民切身利益大事的决策中，有的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人一碰头就定了;有的由“两委”成员会议决定;有的临时找几个老党员开个会将“两委”决策通过一下;个别村还存在着“两委”中关键人物“一言而决”的严重现象。在一些行政村中，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形同虚设，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没能得到有效发挥。曾经有这样一个村子：该村在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策和管理中，根本不按制度和程序办事。村主任王某今年56岁，已经在主任的位置上干了19年，不仅村里的事他一个人说了算，甚至连一些农民家里个人的事都能做到他说咋办就咋办。在一些公开场合他曾经说过，“要当就当村主任，村支书让我当我也不当，但村支书谁来当必须先过我这关”。由于该村有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导致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以及村民代表会议组织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也难以得到很好地落实。

8.村民自治实行二十多年来，民主选举作为一种制度规则已经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村委会选举中，能不能当上干部，关键是看票数够不够，村民的选民意识已经形成，村委会选举非常规范。民政部的调查显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取得巨大成效，中国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走向“常态化”进入“平稳期”，选举模式也正经历从“有候选人选举”到“无候选人选举”的变革。同时，民主选举规则的刚性化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个别地方选举成为家族势力乃至黑恶势力的盛宴，贿选、暴力参选、拉票现象突出，出现了恶人治村、赖人治村现象;另一方面，在人、财、物持续流出村庄的背景下，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人，村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年富力强的村庄精英分子流向了城市，他们生活的重心不再放在农村，村级治理陷入半瘫痪状态。当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过于依靠选举出干部，而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即培养村干部，这一矛盾和问题在农村精英持续流出村庄的背景下，日益凸显和尖锐。

参考给定资料，围绕“如何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自选角度，自拟题目，撰写一篇不少于1200字的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逻辑严谨，结构完整，语言流畅。